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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毒害了全世界革命干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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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23 15:30:48
收藏 来源:老人报   编辑:wangzixuan
  

  [文化新闻]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四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966年8月31日,即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曾有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的报导,谈到了美国女专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参加写作这张大字报的经过:“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上报到最高层。9月8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寒春谈到了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背景: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与中国民众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为他们规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们难于容忍的则是政治待遇的变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同中国工人甚至干部的关系也疏远了。1966年5月他们被调到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以缩小与中国同事的差别,“费了老大的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9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谈到给外国专家的这种待遇是错误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长来看我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他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外国人硬被推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这两位外国专家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迫”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受到鼓舞,便写出了那张大字报。

  被卷入疯狂旋涡的外国“造反派”

  1967年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开始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与中国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一样,被卷入了疯狂的旋涡里,语言和行动都变得极端左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得臭不可闻。在一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会上爱泼斯坦说:“这个‘家’字是不好听的,现在叫我们是‘外国专家’,我们也是不爱听。我们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员,工作者,不是什么‘专家’,不是什么别的‘家’。”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有一个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来的常用口号,即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美国专家李敦白在“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大会发言中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不仅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出卖了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干部。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方式,也同样影响到外国专家的行为。法国专家戴妮丝回忆,在当时突击翻译《毛主席语录》外文版时,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有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它文本。此事被在中国的外国“造反派”们“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战斗队”为此召开了批判大会。戴妮丝闻讯后曾找到她所在的“战斗队”头头、一位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说明“这不是他们(外文出版社领导人)的错,原因是翻译过程中有改动;只要译稿一准备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厂,连星期天也是这样!”但是那位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却听不进去,他回答说:“不管怎样,这本书耽误了。而且,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英籍作家韩素英写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侨成立了一个‘白求恩’组织。他们把突然发现的革命热情用到像路易·艾黎、马海德这样的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们揭发路易是‘特务’,与国民党暗中有来往。路易受到‘审查’,发现他曾写过赞扬贺龙元帅的文章,还有一张他与贺龙的合影。这些外国人召开了‘斗争会’,中国式的‘斗争会’,批判路易。”

  “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直到1981年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专家才全部得到彻底平反。对那些向往中国革命的外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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