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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作家 张爱玲已神话 萧红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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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9 17:05:54
收藏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李晓
  [文化新闻]今年“十一”国庆假期,导演许鞍华新片《黄金时代》上映,全明星阵容尽管没有带热票房,但萧红的人生故事在当代再次引起社会关注。这位英年早逝的民国女作家,文学天赋极高,命运更具戏剧性。

  民国女作家堪称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女性,包括萧红、丁玲、张爱玲、林徽因等。她们的人生遭际,文采风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同凡响的魅力。她们被不断地发掘、谈论,同时也被不断地误读、遮蔽。

  霍建起拍的传记电影《萧红》去年三八节上映,其中有这样一幕:萧红和恋人萧军、追求者端木蕻良三人并排躺在一张床上。端木蕻良躺在右侧,隔着躺在中间的萧军,带着一脸殷勤,向躺在左侧的萧红表达仰慕之情。萧军不服气,和端木争辩起来,虽然谈的是文学,言辞中却不乏醋意。电影之后的情节是,萧红与萧军分手,跟着端木走了。

  逃婚、私奔,被迫与不爱的人同居,又两度怀着前一个男人的孩子,跟另一男人相好。萧红的人生经历太有戏剧性,在年仅31岁的一生中,至少先后跟五个男人有过情感纠葛。这类经历放在今天也让人目瞪口呆,成了电影青睐的素材。这些在《萧红》和《黄金时代》里都有表现,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电影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

  “萧红的情感太复杂,没遇到一个好男人,一生特别坎坷。现在隔得远,可以通过电影  来讲一些事情。”知名书评家止庵对民国作家多有研究,不过,他又说,“跟萧红的情感史相比,丁玲的经历更复杂、更前卫。”丁玲身上曾发生过一段有名的“三人行”,两位男主角一个是胡也频,另一个是冯雪峰。其时三人都是文学青年,丁玲本来和胡也频谈恋爱,但发现自己还爱上了冯雪峰,遂提出三人一起生活,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同意了。这段“三人行”的日子虽然不长,但也够惊世骇俗。

  而民国女作家林徽因的情感故事也绝不逊于萧红、丁玲,毕生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林先生的家里总有三个人,二男一女的结构,子女不算在内。但大家都很有分寸和默契,属于绅士型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主编过林徽因的传记,他直言林徽因的婚姻观念很自由,处理夫妻关系非常前卫,生活方式超越当代。但林徽因很幸运,有一个包容的爱人,和梁思成始终维持婚姻关系。

  林徽因在家中办过很西化的文化沙龙,聚拢众多男性文人,常客有沈从文、萧乾、金岳霖、李健吾,还有林徽因和梁思成学界的亲友。这也引起冰心、凌叔华等同辈民国女作家的嫉恨,冰心的小说《太太的客厅》就直接影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林徽因的反击也有个性,其时她从山西考察回来,遂把一坛醋捎给冰心。“圈内男性很喜欢她,圈外女性都不喜欢她,有嫉妒的成分。”王一珂说,冰心、凌叔华的文学成就可能比林徽因高,但确实不如林徽因那么漂亮和有魅力。

  在文化评论家解玺璋看来,民国女作家的婚姻观、爱情观都非常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打破父权、夫权。那时,女性流行背叛大家庭的束缚,婚姻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约束力,才出现这样一代女作家。”他举例说,萧红、丁玲都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逃离了闭塞的旧家庭;又如出身官宦大家庭的凌叔华,恋爱婚姻很风光,情感史也很复杂。“民国女作家有深刻的思想意识,像林徽因最早接受欧风美雨、新文化影响,不再遵从三从四德的观念,跟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彻底断裂。”王一珂认为,这些民国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某种程度上比当代女性还要先锋。

  人生作品遭误读和庸俗化

  张爱玲已神化,萧红被低估

  跟生前的声名相比,民国女作家们的文学地位,身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之中,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变化最大。因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的作品1949年后在大陆一度销声匿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发掘,张爱玲的作品受到空前重视,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张迷”。

  “民国女作家拥有市场的没有几个人,张爱玲有大量读者,林徽因有不少粉丝,萧红也有一批粉丝,其他作家几乎没有多少读者。”止庵举例,像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虽然去年才过世,但她的作品早已被人遗忘。石评梅、庐隐、苏青等才女也是如此。也许因为她们的私生活偏平淡,文学成就又相对较低,现在就没什么人关注她们的作品了。

  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肩负太多文学以外的任务,起初讲个性解放、妇女自由,后来是抗战救亡,文学服务于政治,大部分民国女作家创作的背后是阶级论。“丁玲非常典型,从早期的个性解放作品,变成后来的阶级斗争主题。”止庵犀利地指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笔下的人物,当时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现在知音难觅了。丁玲曾是最有名的现代女作家,但如今她的文学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一流掉到三四流的水平。

  “张爱玲跟其他女作家有差别,她不写阶级论,写单个的人,笔下的人物让现在的读者还有共鸣。”止庵说,能引起读者共鸣,才能保证作品具有生命力。他还提到,张爱玲的文字来自旧小说,受到传统经典小说的影响。虽然当时这种文字是支流,欧化的翻译文字是主流,但时过境迁,张爱玲的文字经住了考验,而丁玲的欧化白话文半生不熟,反而让人觉得别扭。

  萧红曾是一员左翼作家,但她游离于左翼之外,如《生死场》看似写抗战,实际上抗战篇幅极少,写的更多是东北农村底层的苦难生活。止庵直言,萧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天赋很高,靠本能就写出了好作品;但也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参差不齐,好作品特别好,而另一些作品又明显很弱。林贤治说,萧红跟丁玲不一样,惧怕集体革命化的生活,她不是写阶级斗争的作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以悲悯的情怀表现底层人的生存,超出阶级斗争的局限。

  林贤治深情地说,萧红的创造性被严重低估,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够高,她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特征,对生活观察很独到,对人性中恶与丑陋的暴露,以及对男权社会暴力的揭示比较深刻。萧红写《生死场》《呼兰河传》,把自己放进里面,不会隔岸观火,是用生命来写作。在林贤治眼里,萧红的小说不迎合读者,而张爱玲的作品有讨好大众的一面。“张爱玲已经被读者神化。她对市民社会有独到的观察,富有灵性,但其气局不大,不宜过于高估。除她之外,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文学地位也被高估了。”

  曾经主流的作品变成支流,曾经支流的作品变成主流,张爱玲、萧红、丁玲等人文学地位的变迁,背后也是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变迁。“时代变了,有的作家退隐,有的作家显身。这叫拨乱反正,也挺正常。”止庵感叹,从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看,文学史还是比较公平的,文学以外的政治因素慢慢淡化,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民国女作家们逐渐回归本位。

  实际上,民国女作家对今天女性作家的影响,除了张爱玲之外,其他作家都没多大影响,萧红也不例外。“民国和今天是不同的文学世界,文艺体系不一样,作家的生存方式也不一样。”林贤治感慨,今天的主流女作家们养尊处优,关在作协大院里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就跟萧红不一样,萧红的作品很难对她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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