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管理需疏堵结合

　　特大城市的治理难题最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之上，城市人口规模过多是造成各种“城市病”的本质原因。

　　根据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外界有声音指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否真的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

　　“现实总是比预想的要更加残酷”成为几乎所有特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多年人口控制上得出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人口规模越发难以控制。

　　“从历史经验来看，30年来，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成效并不明显，因为这与人口自由迁徙以及城市化的演化规律并不相符。”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任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以上海为例，根据1986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其规定2000年全市人口控制在1300万左右，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就达到1334万，提前十年完成规划。2001年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规定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左右，结果2009年年底就超过2000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更是达到2300万。

　　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发生在上海一地的现象，各特大城市大都如此。

　　任远指出并不能简单地把城市人口规模归结为多少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口看作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来配置。“不应该把人看作是城市的负担，其实一个城市自然发展是不存在人口过剩的状态的。”任远说。

　　据官方最近发布的《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上海将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上调为2650万左右。显然，目前上海2380万的人口就已经拥挤不堪，如果再增加一倍人口，城市功能能否接受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觉得既要遵循中央的基本指导精神，要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但也不能彻底‘关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两会时对媒体表示。

　　“我们强调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资本红利，这不仅是人口结构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有利于形成更加统一的经济社会关系，有利于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形成相互促进的统一有机体。在这种统一有机的过程中，有利于推动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任远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

　　作为每一个城市居民，城市环境的变化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所以当“城市病”突显的时候，或自然不能完全指望于政府来解决这一切问题。

　　目前，特大城市已经或正在形成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机制，但政府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也遇到一些结构性问题。

　　不少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公共服务也不再是一系列无差异的标准化服务，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公共部门有不同的服务预期，政府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及时回应。

　　“严格意义上我们的特大城市还没有形成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目前正在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体制向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转型。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不过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转型的重要性。” 上海大学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张海东教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张海东认为治理转型的实质是形成一个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以什么方式组织社会和以怎样的方式分配公共资源，它与经济体制同样重要，都承载着社会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不少专家认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不仅需要规模层面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更需要职能和水平层面的“强政府、强社会”组合。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政府强不强，而是要看政府是否依法科学行政，是有作为和不作为的问题。”郁鸿胜认为，特大城市治理就是要处理好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再加上科学的预判，协调各方的关系才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郁鸿胜认为，城市政府应该最大程度地转变经济职能，给企业、经济中介组织和社会民间组织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培育一大批合法规范、独立自主、高效运作的“强势非政府组织”体系，包括各类经济中介、民间社团、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等，以有效维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