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生希望到县里给小果儿找个地方上学。但他说，自己的手受伤，心脏也不好，不能出去打工，他寄望于有好心人的捐助。

　　对于思思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李春生不愿意留下。他和妻子早就有了送养的打算，“只是要等到DNA鉴定结果出来，赔偿官司打完后。”

　　造成思思第二次怀孕生子的人，思思和家人认为，可能是北京一家手机店老板，也可能是深圳一个幼儿园的负责人。此前思思和父母在北京、深圳两地都已报警，警方也已立案，并留存了男方的血样，只等抽验孩子的血即可比对DNA，确认孩子的生父是谁。

　　李春生迫切希望能通过这次鉴定，得到一笔赔偿金。

　　安置之外的深思

　　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到北京不到十天，李春生已经几次联系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询问DNA鉴定的情况，甚至一度想自己来北京。

　　基金会对李春生的想法很有意见。“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思思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再说。”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说，思思现在在安置地学着照顾孩子，这是一段难得的培养母子感情的时间，“也许就因为这点母子之情，思思会学着承担起一些责任，甚至真的改变。”

　　张雯告诉记者，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的案子不适合撤销监护人的制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说，法律明确，只有将孩子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严重伤害危险等7类情形才可以撤销，但思思的案子明显不适合。

　　“思思事件显现的是家庭教育、养育功能不足，但这种不足不妨碍他们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张雪梅表示，撤销监护人资格是不得已才去做，且必须要保证她的生活比之前更好才行，“但思思如果撤销监护人，放在机构里抚养，可能状况会更糟糕。”

　　第二个孩子的送养，也并非那么容易。张雪梅说，从目前的法律来说，对于未成年人生下的孩子，监护权由谁来承担，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思思只有14周岁，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法律鼓励其他亲属来承担起抚养的责任，“比如由思思的父母来担任监护人。如果思思的父母要把孩子送养，必须要征求思思的同意。”

　　但提起送养，思思并不太乐意。生小果儿时，她没有喂过奶，但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她给孩子喂奶了。尽管她还不太会照顾孩子，尽管在火车上的9个多小时车程里，除了喂奶的时候，基本都是由记者帮助她抱着孩子，负责喂水、换尿布、更换尿湿的衣服等，但她仍不太愿意送养。“我有点舍不得。”思思说。

　　9月11日晚上11点多，北京的秋夜已经有些寒凉。从火车站出来到打车的地方，短短一段路，思思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

　　思思随后由基金会的社工送往郊区县一处专门照顾单亲妈妈的地方，她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学会如何照顾好孩子。等身体恢复后，还要学着做一些手工挣钱，以及简单的家务。

　　“思思得学会怎么当一个妈妈，还要有一些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专职社工李梓琨说，刚开始思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会有人帮助她，“相信她会慢慢适应的。思思终究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