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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 医师仅2万

来源:人民网编辑:郭鑫2016-11-19 08: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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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精神病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还欠医院4000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一盒药62元,一个月要吃12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县残联得知后,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常德义说,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现在国家给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挨打费”大约为27元。如今,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以前,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近几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没有化验单,没有检查设备,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目前,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使康复,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

  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产生幻听。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病情反复发作。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自从住院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抵抗住杂音的干扰。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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