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70年代末的农委、80年代的九号院、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

　　“应不应该把农民当作最重要的政策决定力量?”赵树凯问。7月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在档案馆见到了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同一拨人?他的答案是：“九号院其实是高层政治的工具，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他又产生了疑问：“那种力量的依据又在哪里?”

　　体制外的空间

　　1980年代末的一天，戴小京走在北京街头。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就被介绍去见了王波明。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戴小京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戴小京感到些许失落，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3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