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级的农研室，年轻人往往突然发现，自己被重用了。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我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泼过来。”

　　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和当了官感觉不是一回事。”袁崇法每天沉浸在兴奋中，无论吃饭还是坐公车，开口就和业务有关。魏唯将动力归为成就感，“农村改革大步推进，明显感到农民的生活变好。我1968年下乡插队，对当年农村的情况太熟悉了。”加班干活，到农村去调研，和老乡聊到半夜，他感到充实。后来到了其他单位也加班，但“那股劲看不到了，没有那个心思了”。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当历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区院落里住进了3位国家领导人。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偶尔也会看到院子里独自散步的华国锋，赵树凯有时向他问好，他只是点头示意并不说话。有一次，赵的儿子在院里玩耍，华国峰和小朋友说话：你读哪个幼儿园啊，家住哪儿?

　　蒋中一过去和他握手，叫他华主席。华国锋说，我已经不是华主席了。蒋中一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叫你主席，党内不都是这样叫么?”

　　“不要叫我华主席了，我不愿你这么叫，就叫华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