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会上，邓力群和杜润生都去讲话支持。邓力群帮他们向国家计委主任沟通，最后计委给他们下达了编制。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农委则常给他们调查经费。

　　1981年夏天，他们就用农委拨的经费，到安徽滁县调查去了，回来后又参与讨论、起草杜润生主持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月1日，文件宣布：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结束了30年之大争论。随之而来，是农委取消，代之以新成立的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它的另一块牌子)。农村改革由此通向大道，更多年轻人走了进来。

　　二十多年后，周其仁仍记得一个细节：有一年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他去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的校订。他自知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文件付印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甚至不是党员。

　　九号院重塑了他们

　　“起草反对包产到户文件的人，为什么又成了起草推动包产到户的人?”赵树凯反问。这是多年后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只沉浸于“总参谋部”的氛围中。

　　赵树凯年轻时是个山东农民。他喂牛、赶马车，也听村人说，农民不是人当的。他时常惶恐，为什么生在农村的人将来只能是农民?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4年后，他来到九号院，成了一名秘书。

　　那年夏天，整个九号院都在忙着第二个一号文件。九号院人来人往，会议不断，几台老旧印刷机成天响个不停。他时常收到办公室主任高文斌电话：通知XX部长明天来开会。他很惊讶，一台保密红色电话一通知，“第二天呼啦来了十几个部长。”

　　“放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赵树凯感叹。在受访者的描述中，九号院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人物进进出出，纵横交汇。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干部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赵树凯注意到，“风风火火，爱讲笑话，直率犀利很有鼓动性”的王岐山，很快就从楼下的平房搬到二楼，又从联络室成果处处长提为该室副主任。

　　“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它构成了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正如序言所引用的：“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每天中午，老人们休息了，年轻人就到那儿交流信息和思想。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他们阅读、思考、到农村去，收集最真实的细节，杜润生则总是重复毛泽东那句著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们发现，九号院的风格几乎重塑了他们。

　　其中一个故事，蒋中一记了几十年。1982年，他随翁永曦到凤阳挂职，听说一个农民运大米到东北卖，被书记抓去批斗。他们想，这有什么，就把农民救出来，却意外听到他的忏悔：“土改”时他是民兵队长，地分完了，就把老地主捆起来了，要他交出财产，老地主哭诉家里这点东西，都是爷爷辈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农民说当年无动于衷，等到自己被批斗了，才知其中滋味。

　　蒋中一很震撼，他去档案馆阅读原始记录，才知道大跃进的饥民死亡状况，“反霸”时十恶不赦的地主，不过是普通雇主。

　　回到北京，他和王岐山交流情况，王又汇报给杜老，最终派了一个小组，把档案都抄回来。

　　“上接天，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