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谘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谘似乎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1980年，陈一谘跑了14个县，调查了3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杨勋、江北辰、白若冰、张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1968年秋，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招致牢狱之灾。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他甚至不是党员

　　1980年翁永曦到农委不久，杜润生就跟他讲中央考虑未来十年向农村投入1500亿的计划，让他拿出方案。“1500亿!”他很惊讶，随后就和工作组出发前往内蒙古调研。火车临开前，黄江南和朱嘉明跑进了车厢。

　　在当地，他们拉翁和几位朋友聊天，当晚海阔天空，翁永曦畅谈中国社会问题、外交和国际形势。没想到，回北京两三天后的中午，有人喊他：“小翁小翁，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总理看了你的文章，约你去中南海谈谈。”

　　原来当晚聊天的有新华社内蒙分社社长和记者，把内容写进了内参。翁永曦感到吃惊，“一个白丁，最底层的干部，中南海要听取你意见?”

　　第一次和时任总理谈话后，又约了第二次，“我说我们还有3个人，是个‘康拜因’，一块参加行吗?”翁永曦回忆说，在80年代的聚会中，自己和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志趣相投，都十分关心国民经济问题，因此四人总在一块讨论，像个小组合，就自称康拜因联合收割机。

　　“第二次见面，几位副总理都来了，国家计委的几个主任、几位经济学家，也参加了。总理说，这个会议室还没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进来过，我们来听听几个年轻人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

　　此后，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就常一块儿写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称“四君子”。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调到农委来。翁永曦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1981年2月，陈一谘们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走上历史舞台，还是学生的周其仁、陈锡文、杜鹰等人都加入进来。成立前一晚，张木生借到了经费，寒夜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是一千元，另一个口袋里又拿出一摞，往桌上一拍说：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