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历史性的遇合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