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又是众多农民工进城求职之时。而企业的“用工荒”、“招工难”不时见诸报端。2月11日—13日,记者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开发区参加用工招聘会,感受企业招工、农民工求职的变化与希冀。

　　企业加薪难招工

　　“公司要招47名工人,主要是空调安装工和维修工。参加了几次招聘会,招不上人来。这次招聘会,只有两位报名应聘会计和驾驶员的。愿意干安装工和维修工的,没有。我们去周边乡镇贴广告、在电视上打字幕,没有什么效果。”在2月11日的一场招聘会上,聊城信宇制冷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纪西余,看着熙熙攘攘的求职人群,抖抖桌子上几乎空白的报名表,有些无奈地说。

　　信宇公司给安装工、维修工开出的工资是每月2000元,比去年增加了四五百元。“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增多,一线的体力活越来越不愿意干了。”纪西余说。

　　济柴聊城机械有限公司招30名铸造工,开出的最高工资到了4000元,工作3个月后缴纳医疗、养老等社保五险,但乏人问津。“工作环境较脏,再加上需要一定的技术,很少有人报名。”公司劳资科的工作人员说。

　　想招有经验的工人,也是企业招工难的制约因素。一企业打出的招聘内容是这样的:模具开发与制造需要五年以上工作经验,钳工需要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镗床需要工作一年以上,磨床和铣床等也要求能熟练操作设备。一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分析,之所以招聘技术工人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是因为目前不少企业存在着青工技能培训经费紧张的问题,不愿增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而在一些特殊行业,缺乏培养青年高级技术人员的师资力量、教材和相应的手段。部分企业技能培训设施陈旧,制约了高级技能人才的培养。

　　走再远,最终还要回来

　　在12日的一场招聘会上,临清市魏湾镇的农民工李维明胸有成竹地转着,不时停下来询问待遇如何。他在烟台一家企业干焊接,一月工资3000多元。春节回家,想在本地找工作,不想出去干了。“终究还得回家干,在外面干不是长法。像我这样有技术的农民工,工作特别好找,好几家企业想要我,我得好好挑挑。”李维明说。

　　21岁的刘杰,以前在广州玉皇发电有限公司从事检修工作,过年回家后,在父母的劝说下,不想再外出打工了。“在外面生活也不容易,以后结婚的房子很难解决,还是回老家来找个工作吧。希望能有较高的收入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他说。

　　在一家公司的招聘摊位上,刘杰找到了比较中意的职位,只是觉得薪酬较低。在与公司负责人的沟通中,刘杰礼貌大方,谈吐文雅,出示了钳工、焊工证书,受到公司负责人的赏识,主动留下其联系方式,邀请他去公司现场看一下,只要双方满意,薪酬可以再议。

　　42岁的农民工王学林,与青岛正进集团签约,经过体检,当天就带上行李出发。他说:“我没什么文化,只有一身的力气,只要是下力的活我都能干。像我这样的找活也好找,出去挣几年钱再回来,要是能学些本事,攒点钱,回家做小生意,比从土里刨食强。我还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呢。”

　　也有不少农民工把目光瞄向海外。在东昌府区国信劳务输出公司,28位农民工正在接受技能培训,他们即将赴新加坡务工。正在进行木工培训的刘保清说:“在新加坡每月工资在8000元-10000元之间,听说活不累。在那里干两年,挣了钱回家创业。”

　　今年,聊城市对参加招聘会求职的农民工开通了“三免一报销”的绿色通道,不仅免除了服务费、中介费和体检费,还为求职成功者报销路费,方便了农民工求职。

　　如何帮助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

　　聊城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委员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显示,随着“后危机时期”经济回升,企业用工需求增加,但主要缺乏熟练的技术工。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返乡农民工认为到外地打工“工资低、费用高、不合算”,不愿再到外地务工,而选择在当地找工作。而部分企业用工不规范,不签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招工门槛高,工资标准低,管理不规范,这样的企业难招人更难留人。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过去“卖苦力”的想法,追求较轻松、体面和有前景的工作,往往“高不成低不就”。

　　中国商业联合会市场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服装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叶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农民工到沿海等发达地区打工有许多后顾之忧,难以在那里扎根,特别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就要回乡,这是产生“用工荒”的一个原因。

　　叶梁介绍,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服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是大势所趋。产业转移可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把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地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过程。产业转移,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能有效破解“用工荒”、“招工难”。

　　聊城市的业内人士建议,要根据劳务市场的变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订单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工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能适应市场需求。应进一步拉长农业产业链,开发新的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安置和就业。